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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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画俱佳的大文豪苏轼在日本知名度也很高。不过,其名声多是通过诗文甚至中国饮食传播开来的。这也难怪,因为日本传统的汉学教育总少不了苏轼的著名诗文,尤其是汇集了八大家名文的《唐宋八家文》之类读本堪称日本读书人的必读书,生活中“东坡肉”也是家喻户晓的中华名菜。至于书法和绘画,其名声基本限于相关领域,远不如在中国这么普及或声名显赫。
赵孟頫笔《东坡立像》日本历史上虽保存了不少中国宋元书画名品,但却鲜有苏轼真迹。苏轼书画真迹真正流入日本,是进入民国以后,先是闻名于世的行书代表作《寒食帖》(即《黄州寒食诗卷》),1922年末由颜世清带往东京,于民国驻日公使馆展出,后以高价售于收藏家菊池晋二(号惺堂)。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时,险些遭焚毁,关键时刻被菊池从火海中救出。后来藏家虽欲出手,但由于售价居高不下,多年来此名迹一直辗转于藏家与古董商之间,直到二战结束后的日本社会混乱期,为国民党高官王世杰托人(驻日代表郭则生)从东京购回台湾。当时张大千也探知了此卷下落,并决意购买,还专程从香港赴日,不料被王世杰抢先一步。
苏轼《寒食帖》(局部)《寒食帖》入藏日本数年后,又有苏轼行书真迹《李太白仙诗卷》为大阪实业家阿部房次郎购得。
这件带有苏轼署款元祐8年(1093)7月的纸本墨迹,书录(传)李白诗二首,凡20行,计205字,笔势劲健,风格超逸。书后有五段金人题跋和三段明清人(张弼、高士奇、沈德潜)题跋,以及流入日本后长尾雨山、内藤湖南等人的题记。其中蔡松年、施宜生、蔡珪等五名金人题跋尤为珍贵,弥补了书画史上少有金人题跋之不足。对此,高士奇亦在题跋中言及,“苏文忠公行书真迹,惟寒食诗与此卷,流传名重,笔墨苍奇,纸色完好。然寒食诗止黄文节一跋,此则金朝诸老所题凡五,多一时名辈。金人笔墨,世尤罕见,当与苏公所书并传。”日本平凡社版《书道全集》第16卷就曾收录了金人蔡松年跋文书迹(图版第95)。
1937年1月31日,在京都冈崎鹤屋举办的昭和丙子寿苏会上,该书迹与《寒食帖》一同公开亮相,令观者大为赞赏。阿部死后,其嗣子将其大部分生前所藏,包括《李太白仙诗卷》在内,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现仍为该馆所藏。日本新的文化财保护法制定颁布后,该书迹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指定日期1953.11.14)。
苏轼《李太白仙诗卷》民国后期,古董商白坚将苏轼《木石图》(又称《怪木竹石图》)带往日本,以“万余金”售于阿部房次郎。关于此画迹流入日本之事,张珩在《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曾披露“此卷方雨楼从济宁购得,后得入白坚手。余曾许以九千金,坚不许,寻携去日本,阿部氏以万余得去。”方雨楼,即当时北京古董店店主方天仰(号雨楼),其于山东济宁购得此画迹,后被白坚买去,尽管有张珩欲以九千元留下,但白坚最后还是将其带往日本,高价转卖给了阿部房次郎。
四川籍白坚(字坚甫)嗜古物,精鉴赏,因曾留学日本,又与内藤湖南、须磨弥吉郎等学者或外交官关系密切,即使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甚至华北沦陷时期,仍于政商界左右逢源,曾将不少书画、碑帖、经卷等倒卖到日本,从中大饱私囊。古版本《唐写本说文残卷》、李盛铎藏批量敦煌经卷、三体石经残石等就是经白坚之手,流失到日本的珍贵文物。民国后期,白坚先后获得苏轼《祷雨诗话卷》(又称《颍川祈雨诗卷》)、《墨竹图》和《木石图》等传世珍品,并收藏于其北京私邸。日本汉学家今关天彭曾于其私邸观赏过苏轼《墨竹图》,并在赴上海(1934年)的船上,与日本驻南京领事须磨等一起欣赏到其行囊中所携《祷雨诗话卷》。如今《祷雨诗话卷》下落不明,恐跟白坚大有干系。
《木石图》是世间仅存的几幅苏轼画作之一,而且被张珩、徐邦达鉴定为传世苏画真迹。不曾想,这件稀世绘画又从日本流出,2018年6月出现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结果以超过4亿港币的天价落锤,一时引起轰动。
苏轼《木石图》(又称《怪木竹石图》)以上是民国时期流入日本的三件苏轼书画名迹,其中《寒食帖》与《李太白仙诗卷》曾屡次出现在重大展览会上,是书法爱好者所熟知的书迹名品。《木石图》数十年来一直秘藏于个人之手,很少现身展览会,只有博文堂制作的珂罗版影印本流传。
如此珍贵的三件苏轼名迹,其中两件又从日本流出,不免令人生发苏轼书画不为日本所重的感叹。
寿苏会相关资料:富冈铁斋画、《寿苏录》(上);罗振玉题字、内藤湖南书迹(下)不过,在书画领域,人们对“宋四家”之一的苏轼还是相当重视和敬仰的,尤其是习书法者,多通过碑贴拓本或真迹印本等学习苏氏笔法。近代书画家中,也不乏苏轼的忠实粉丝,日本所谓“东坡癖”者。如被称为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位文人画家的富冈铁斋,对苏轼就极为崇拜,不仅嗜其书画,而且还亲手绘制过百种“东坡图”,又因自己与苏轼同日出生,特制“东坡同日生”及“东坡癖”印章,钤在自作书画上。
另有长尾雨山对苏轼也十分敬慕,曾邀集京都、大阪等地同好,在苏轼生诞之日举办寿苏会,展示苏轼相关墨迹、诗文集、碑帖拓本以及爱用品等,以纪念这位文人书画家,自1916年始先后举办过四次,具体为大正乙卯寿苏会(1916)、大正丙辰寿苏会(1917)、大正丁巳寿苏会(1918)和大正己未寿苏会(1920)。当时流寓京都的罗振玉也曾携王国维前往参加,并为事后刊印的《寿苏录》挥毫题签。另外,长尾雨山还邀请文人墨客,举办过纪念苏轼的赤壁会(1922),为扩大文豪苏轼在日本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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