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木子艺术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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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
吴老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话语字字珠玑，他为中国艺术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离开了，但那些问题依旧还在，今天我们重新扒出吴老生前对影响中国艺术发展的关键人物的讲述，和小编一起学习，做一个有艺术修养中国人。
徐悲鸿是个“美盲”
1935年夏天，吴冠中为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电机科学生，在暑期军训中与杭州艺专学生朱德群相识，决心学画，投考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国立杭州艺专学习期间，吴冠中的教师有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等，学友则有朱德群、赵无极等。
林风眠作品
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我采访过谭雪生、徐坚白夫妇，谈了许多当年杭州艺专的事。国立艺专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像你、苏天赐、朱德群、赵无极……
南方都市报：你是16岁时在暑期军训时认识了朱德群，到了国立艺专参观之后，才决心学画的？
吴冠中：对，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时朱德群是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我在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当时规定，高中一年级读完了，要搞军训，全浙江的学生就在杭州集合混编，我和朱德群编在一班里。我们俩排在一起，因此整天接触，什么事情都交流，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彼此很了解，友谊很深。有一个星期天，他就说：“我带你去参观参观我们学校。”一参观以后，我大吃一惊。我在中学里，除了主要功课以外，受鲁迅的影响，爱好文学，对美术兴趣一般。但是到他们那儿一看，那些老师、同学的作品陈列出来，油画、水墨、素描，哎呀，觉得美极了。因为我在杭州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么美的东西，好像孩子诞生以后，一睁开眼睛，这个世界是那么美丽！一见钟情，很快就入迷了，后来念念不忘。朱德群看我这样，就说：“你以后要学美术。”这在当时是不敢想像的，因为我家里在农村，比较贫穷，艺术学校收费比较贵，是贵族学校。我认为不可能，但还是爱，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爱。后来还是改了，不顾一切，一定要学美术。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已经读了一年，我丢掉不要，重新考国立艺专，从预科读起。这样我就和朱德群在一起了，原来我们是同级，因为我要重新读起，就比他低了一班。我们的关系就像兄弟一样。
朱德群作品
后来学校搬了，我们逃难，关系一直很好，到他毕业了，学习成绩不错，在学校留下来当助教。我毕业以后就留在重庆大学建筑系当助教，那个学校和国立艺专很近，我们来往很多。那时候我学法文，他也学法文，关系一直不断，后来我考到公费留学，到法国去了。他后来到台湾去了，再到巴黎去，这样就没有联系了。一直到几十年以后，1981年，我参加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非洲，途经巴黎，我就见到朱德群了，在他家里住了几天。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我们过去学习的老师都是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同样的老师，学的东西一样，观点一样，看的画册一样。我们当年观点、趣味一样，过了几十年后，到了巴黎，他带我去看那些新的东西，我们的观点还是很接近。
吴冠中作品
南方都市报：现在回想当年你在国立艺专，在美术上有什么学习心得？
吴冠中：中国的美术中，一种是沿袭传统，老一套的东西，这是没有前途的，这种东西可以说是花开花落，陈陈相因，一定会淘汰。所以“五四”以后，林风眠、刘海粟用西方艺术来改变，另一方面，保守势力，画老的东西还在。林风眠的观点是把西方的东西开放，而且中西结合，林风眠是搞中西结合的典型例子。刘海粟也比较开放，愿意接触西方的东西。
但徐悲鸿是完全反对西方现代绘画的，他学的是老的，他学老的也不要紧，艺术其实不分新旧，只有好坏。他的观点要写实的，不写实的东西他就看不惯，公开反对现代的绘画。他反对可以，但是他回来以后，在政治上占了很大的优势，跟国民党的要人有很多关系，他的力量比较大，因此推广他的现实主义，压制现代绘画。
刘海粟作品
我在中学时代看报纸，报上经常有徐悲鸿骂刘海粟，刘海粟骂徐悲鸿，中间徐志摩也参加，但是徐志摩的观点比较新，要开放一些。这种情况之下，刘海粟的上海美专是私立的，比较开放，影响好像很大，培养了很多学生。刘海粟的艺术很新，但是功力不行。更开放的是在杭州的国立艺专，林风眠起到主要作用，因为是国立学校，有经费，教授一个月三百块大洋，当时的画家是没有这种待遇的，可以请最好的教员，比如请吴大羽、潘天寿，高价请法国、英国、俄罗斯的教员，所以杭州艺专很傲，瞧不起其它的东西，觉得徐悲鸿的东西很幼稚，格调很低。所以杭州艺专的老师和学生，与徐悲鸿之间，可以说一切观念是完全敌对的。
现在我回想起来，我是去看了杭州艺专，觉得很美，就改变了人生。如果我不是去参观杭州艺专，而是参观徐悲鸿的展览，或者是苏联的展览的话，我不会改行，我觉得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为什么呢？他们画的东西都是技术，现代艺术是审美，审美与技术是不同的。
潘天寿作品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当时这些不同艺术观念的碰撞，对后来中国美术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吴冠中：今天我就明白了，过去我们中学时代，美术、音乐、体育都没有人关心，中国的美术水平也很低。现在提倡“德育不能代替美育”，这是很好的。美是提高人的精神、思想质量的。道理上大家很清楚，但是实际上一般民众中间对美的欣赏水平很低。比如说，有朋友是很有成就的医生，但是到他家里去，那里陈列的美术作品、工艺品非常庸俗。这种情况很普遍。我们对美完全没有理解。
这里面，徐悲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在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上，因此他的力量很大。但是我们提倡百花齐放，什么样都可以，现在的形势我看哪，又把现实主义拼命在抬，画那些革命的题材，这当然可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美术的功能像诗一样，当然可以画插图，但这不是它的主要工作，主要的任务是创造美，创造精神世界。但是现在政治上也好，社会各方面也好，没有重视这一点。
徐悲鸿可以称为画匠、画师、画圣，但是他是“美盲”，因为从他的作品上看，他对美完全不理解，他的画《愚公移山》很丑，虽然画得像，但是味儿呢？内行的人来看，格调很低。但是他的力量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很悲哀。审美的方向给扭曲了，延安的革命思路加上苏联的影响，苏联的东西还是二手货，从欧洲学来的。这些东西来了以后，把中国的审美方向影响了。
徐悲鸿作品 愚公移山
现在中国在美的道路上要创新。今天报纸上说要“创新”，明天报纸上说要“保护传统”，读者闹不清楚。传统也有很好的东西，但是祖宗的东西是放在博物馆里的，如果要临摹、抄袭，我们就受害了，因为画家要创新的话，要推陈出新，要“推”！旧的不去的话，新的不会起来。文化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和谐是不行的，要创新必须要斗争。有人讲得很幼稚：“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传统的基础是不能创新的，在古人的笔墨上创新，那是很荒唐的。现在讲“和谐”，当然，政治安定需要和谐，人与人相处需要和谐，这是对的。但是，文艺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和谐是进步不了的。和谐是大家你好我好，进步、创新是个斗争，是个战争，你叫大家和谐就是让大家休息。
南方都市报：国立艺专的老师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在艺术上那些创新的看法，后来遭到什么样的斗争？
吴冠中：他们是很孤立的，还有蔡元培的支持，但是当时徐悲鸿他们的力量很大。解放以后讲一切为政治服务，这种情况下，林风眠、吴大羽他们生活都不行了，很惨很惨的。
南方都市报：幸亏林风眠晚年去了香港，艺术上又有新境界。
吴冠中：他到香港很不容易，他躲在公寓里，“躲进小楼成一统”，因为他害怕了，跟社会的接触很少。他走在街上，人家说：“你是林风眠先生吧？”他说：“你看错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回头来看，国立艺专培养了一批后来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艺术家，其中有什么秘诀？
吴冠中：林风眠在教学上重中西结合，在宽松的气氛下才能培养这么多学生来。徐悲鸿那边是一个模子教过来，所以出来人才就有限了，他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才都是杭州培养出来的？”这跟林风眠的思想还是有关系的，跟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有关系的。但是国立艺专当时唯一的一颗种子出来，很快就夭折掉了。
林风眠作品
小路艺术愉悦眼睛 大路艺术感动心灵
1942年，吴冠中自国立艺专毕业，先做小学代课教师，后在重庆大学建筑系任教。1943年，吴冠中与重庆女子师范学生朱碧琴由相识而相爱。1946年7月，吴冠中考取公费“中法交换留学”。1947年，吴冠中赴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留学，师从法兰西学院院士苏弗尔皮，与潘玉良、熊秉明、赵无极多有交往。
南方都市报：你在国立艺专的时候已经对法国的艺术很喜欢了？
吴冠中：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林风眠、吴大羽他们都是法国来的。图书馆的画册通通是法国来的，所以当时我们说：“我们是法国艺术学院的分校。”(笑)我到了法国以后，并不觉得新鲜，因为本来学的就是这些，学得很顺的，没有觉得差距很大。
吴冠中作品
南方都市报：在法国时看到的艺术跟原来在国立艺专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
吴冠中：基本上一样。不同的是在国立艺专看到印刷品，到巴黎看真迹。在国内大部分印刷品都看过，现在是看原作了。我到巴黎，三天之内，先把主要的博物馆看一遍。(笑)
南方都市报：当时巴黎已经是欧洲艺术的中心了？
吴冠中：是的，抽象派已经抬头了。那时候，法国人瞧不起美国，因为美国的东西都是从法国去的，我的同学中有很多美国人，拿着照相机，很神气，但是学习不行。现在美国艺术恐怕好一点，我在的时候，美国艺术根本就没有地位。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换了一个好老师——苏弗尔皮教授？
吴冠中：对。我在国内的时候，觉得应该从基本功学起，于是到了巴黎就先学学院派的东西，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什么都没有学到。法国也是这样，老的教授都不太行。我就换了一个老师苏弗尔皮，那个老师我很满意，他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跟他上课，他的几个观点使我很惊讶，他说：艺术有两路，一路是小路艺术，使眼睛舒服的，大路艺术是感动心灵，不仅好看，而且震憾心魂。现在的画家都是觉得怎么样好看，他讲这话是了不起的。他区别作品，一种是美，一种是漂亮，我们习惯说：“很美！很漂亮！”他认为美与漂亮不是一码事，漂亮是表面的，小白脸啊，擦了口红啊，是漂亮，不是美。美是构成，整个结构美。而且他的画也很好，气魄很大！跟他在一起，很有好处，他每一次讲话，都指出你的要害，他一看你的画：“漂亮啊！”这是贬义的话。他教的不是方法，而是观点。比方说有一次，那时有一个女模特，个子比较高，上身比较长，头比较小，坐在那里，他问学生：“你们看对象是什么感觉？”学生都说不出来。他说：“我看是巴黎圣母院！”(笑)他这种启发给人很大影响。
南方都市报：你在法国的生活怎么样？
吴冠中：比较贫穷。
南方都市报：你还寄了一部分公费回到家里？
吴冠中：对，因为家里很穷。尽量寄一点钱回来，想办法把钱夹在明信片里，挂号寄回来。我去法国的时候，我太太怀孕，回来时孩子已生出来了。
赵无极作品
南方都市报：在法国时跟留学生中赵无极交往多吗？
吴冠中：交往多。他有才华，我们在杭州时就是同学。赵无极的情况不一样，他是花花公子，有钱，很爱交际。他们夫妻两个一块去，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出国考试非常严格，像考状元一样。后来网开一面，自费考试。赵无极的父亲有钱，帮过陈立夫的忙，所以赵无极夫妻两个出来是陈立夫帮的忙。离婚以后，他后来娶了一个香港的电影演员。
南方都市报：听说赵无极最新的太太是法国文化部长，是真的吗？
吴冠中：不是，是法国一个博物馆的管理员，不过这个太太很厉害，现在完全控制了赵无极。
潘玉良作品
南方都市报：我听郁风讲过潘玉良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她画画的故事。
吴冠中：潘玉良我很熟。潘玉良是很好的人，但是画卖不掉，我们在吹“世界名画家”呀，像这样的画家在巴黎不知有多少。客观地讲，潘玉良的画不算好，格调不高，她和常玉比，差很多。常玉的画相当不错，有格调，有性格，我觉得中国人画油画到西方去的，常玉是第一个。常玉开始是花花公子，很有钱，非常自由，非常任性，完全是艺术家的个性，不管明天，但是画得很有意思，最后是穷死了。他的画不值钱，一捆一捆的，几个法郎一捆，台湾一个画商买了，现在价钱很高。常玉和赵无极的关系不错。那么，潘玉良一直在法国，画得不好，卖不掉，就用宣纸画裸体，也很庸俗。她的生活很困难，住在一个贫民区的楼上，在五楼，自来水只到四楼，五楼是加的楼，没有自来水，我星期天去玩，帮她提水。(笑)她人非常豪爽，画稍为俗一点，但是人好像是大姐，很好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很多电影、电视表现潘玉良，搞得名气很大。
吴冠中：胡来，胡扯！
常玉作品
南方都市报：在法国留学，对你在艺术上的影响如何？
吴冠中：开了眼界，对我后来的艺术非常重要，使我感觉到造型艺术是怎么回事，构成、结构是什么东西。法国的艺术讲格调，我觉得跟中国文人讲的格调很接近，表面不一样，实际上骨子里是一种很接近、很高级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八大、石涛的作品也是讲格调的，艺术到了最高的境界是殊途同归的。
吴冠中：对！梵高和石涛他们见面的话，一见如故！相反，那些低级的，像徐悲鸿这样的画，他们并不接受。(笑)徐悲鸿从法国回国以后，画得比较写实，比较像，一般的官僚就懂了，觉得画得像。他会搞那些人际关系，跟官员搞得比较好，中国慢慢知道有徐悲鸿，画马呀，画了很多东西，在中国就很厉害。
南方都市报：在法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将西方高格调的东西和中国的好东西糅合在一起？
吴冠中：看了几年以后，我完全理解，欧洲的高级艺术跟我们古代的好东西道理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回国以后讲，中国古代优秀的东西和西方优秀的东西是“哑巴夫妻”，虽然语言不通，但爱情是甜蜜的。我到今天还是这样看，中国今天的好东西跟西方的好东西太相近了，完全一样。到了法国以后，我懂得艺术是什么东西了，而且到了法国以后，回来看中国的东西，更能看懂。这一点，赵无极有同感，他原来在国内不喜欢中国画，潘天寿上课时，他不上，考试时画一块石头，潘天寿要开除他，林风眠把他保下来的。中国的东西，他原来根本不看，到了法国以后，把中国画看懂了，因此他的画把中国好的传统放进去了。
（责任编辑：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