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来源：凡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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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8月的一天，杨亮功到台北医院探望病入膏肓的于右任，于右任当时怪异的举动，让杨亮功久久不能忘怀。
当时的于右任已经说不出话，只能靠比划，他先是朝杨亮功伸出一个手指头，杨亮功不明所以。
接着，于右任又掰三个手指头，杨亮功更是一头雾水，他只好劝于右任先好好休息，有什么话改日再说。
然而，那天过后于右任陷入昏迷，1964年11月10日晚上，于右任与世长辞，终年86岁。
直到家人打开于右任生前珍藏的铁箱，看到铁箱里他留下的“遗产”，以及他的日记，他们才知道，当时的三个手指头所为何意。
于右任善写诗作赋，尤其写得一手好字，因其草书笔力遒劲潇洒，还有“当代草圣”的美称。
有人评论其字：或如处子，或如蛟龙，或憨态人迷，或古树悬空，每一个字，莫不神化。
1932年，于右任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月刊，创造性地将篆、隶、草与行楷结合，就此打通魏碑，自成一派，于右任的影响力，又攀上了一台阶。
出名后，于右任却开始变得“目中无人”……
有人前来求字，他也不看对方何人，更不在意对方能给自己多少报酬，提笔就写，写完打开随身携带的褡裢袋，掏出印章盖上，从不收钱。
只要他乐意，无论身份地位、高低贵贱，统统来者不拒，但对某些人，于右任只有不乐意的时候。
宋子文为求得于右任的一幅字，专门托人准备了一个精美的扇面，于右任横竖就是不肯下笔。
他的“目中无人”，是看不见小人，但小人物时时刻刻放在心上。
有一次，于右任去南京夫子庙酒馆吃饭，兴致一到，女侍都没开口要，他便主动为她写了一幅：“玉壶卖春茅屋赏雨，座中佳士左右修竹。”
由于名声很大，常常有人假冒于右任，仿照他的画再拿去卖钱，事情暴露之后，手下向于右任保证，一定会严惩伪造者，给他一个交代。
听到这话，于右任却一脸不高兴，再三叮嘱手下，不要为难他们，他们也不容易。
虽然身居高位，却能与底层感同身受，甚至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台北一家广告公司，门口挂着署名“右任”的大招牌，于右任没有戳破，而是告诉店家，自己想给他们题写一幅，临了还坚决不收他们的钱。
于公馆的工作人员说：“于院长就是不要钱，才弄得每月举债度日。”
谁也想不到，当时对别人这么慷慨大方的于右任，晚年竟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1906年，于右任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并在他的影响下，毅然加入同盟会，并身居要职。
但于右任当官，却没有点“官样”。
他在二次革命中与孙中山并肩同行，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还参与起草了《总理遗嘱》，表现异常出色。
北洋政府有意要挖他，给他开出每月3000大洋的薪资，还送了他文虎一等勋章。
于右任想都没想，非但没有接受，反而还破口大骂：“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狗也给、猫也给，我看不值半文。”
1948年的民国副总统选举，于右任更显与其他人格格不入。
与他一同竞争的，有孙科、程潜，以及实力不容小觑的李宗仁，大家为了拉票，使出浑身解数。
凡是给李宗仁投票的代表，每人一辆汽车，还配备专属司机，另外李宗仁还包下几个大旅社和酒店，供投票代表们免费吃喝玩乐。
孙科和程潜气势也没输，天天邀请代表们吃饭，烟酒茶哐哐往人家家里送。
于右任在干嘛？
等一个有缘人……
他啥也没做，只是在家里摆好文房四宝，只要有代表来，就送人一幅字，写着他此生最喜欢的一句话，“为万世开太平”。
虽然每天门庭若市，最多的时候每个小时就有200号人排队求字，但笔杆子终究打不过人家的银子。
于右任最后就得了493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好友冯自由怒其不争：“你的纸弹怎么敌得过人家的银弹？”
于右任一脸无所谓，投票第二天照旧出席，输了比赛但风度不败，瞬间赢得全场掌声，达10分钟不息。
然而，极力摈弃官场的陋习，也不可避免被卷入官场漩涡中，大势所趋下，他是清官，更是蝼蚁。
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周总理承诺于右任：等攻破长江，就派飞机接先生到北平。
于右任心知肚明，别说去北平，自己能留在大陆，恐也是奢望，因为当时他身边早已被安插了很多眼线。
果不其然，1949年4月21日，于右任被人强行从南京转移到上海，之后又辗转到重庆，最终被送上飞往台湾的飞机。
从此，于右任便被迫与妻子、儿女分隔两地，明明不是阴阳相隔，他们却此生再也无法相见。
1958年，于右任与夫人高仲林金婚之年，夫妻俩只能隔海相望，于右任叹：
“两戒河山一日箫，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夫人高仲林八十大寿，于右任依旧不在场，郁闷与相思之苦夹杂，他无奈给香港的朋友吴季玉写信诉衷肠。
这一情况恰好被周总理得知，周总理心生一计，才让这对苦命鸳鸯对上话。
当时，周总理亲自设宴，邀请于家亲朋好友，一同为于夫人贺寿。
周总理知道，于右任最放心不下夫人，周总理便让于夫人化名为“莲溪先生”，隐晦地给于右任送去消息，告诉他，自己和孩子都过得很好，希望于右任保重身体，终会有相见的时候。
谁知，这句承诺，来世才会兑现……
在台北的日子，于右任过得更加艰难，难不仅仅是精神的抑郁，还包括生活上的困难。
于右任几乎把所有的钱财，都拿去捐建学校、农场，赈灾、扶贫，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一心想着给贫困人家的孩子开路。
任国民革命军陕西总司令期间，于右任创办学校，穷人家的孩子减免学杂费，还提供助学金，办校以及一系列的花销全由于右任自掏腰包。
民治小学校长王麟生曾写信告诉于右任，学校经济困难，应该是办不下去了，于右任只回了一句：“我就是穷得卖字，也要支撑这所学校。”
他一个名下没产业，也不经商的清官，能拿什么支撑？
以至于晚年在台北，于右任两袖清风，口袋空空，全靠自己硬撑，实在没办法，就只好拉下脸到处借钱生活。
最后，老友张大千看不下去，主动掏出一笔钱，替他还了欠下的债。
生活勉强可以应付，但年事已高，难免会生病，他依旧坚持“小病硬撑，大病由命”。
拔颗牙只需要300台币，于右任苦笑拒绝：“太贵了！不要拔了。”
牙医建议他安装假牙，于右任听到医疗费8000元，连忙摆手拒绝，说忍一忍就过去了。
可人生的最后一关，于右任硬撑也没撑过。
1964年7月，于右任感冒引起喉咙发炎，言语困难，继而饮食顿减、脚腿浮肿。
本应该立即入院治疗，但于右任凑不到医药费，拖了三个星期才得以住进医院。
期间，于右任的病情急剧恶化，三番几次陷入昏迷，醒来说不了话，拼命想要开口说话，也许是过于激动，又再次陷入昏迷。
11月10日早上，昏迷中的于右任血压突然下降，呼吸、脉搏也越来越弱，最后还是没能撑过晚上，晚上八点，于右任溘然长逝。
死神折磨了他近半年，就连最后一天也不肯让他平静地离开，甚至连留遗嘱的时间都没给他。
为了解答父亲比划的三个指头的意思，长子于望德打开了于右任生前的铁箱，里面的东西再次让家人们潸然泪下。
里面不是什么金银珠宝，只是于右任一些日记、信札和欠款账单，因手头拮据不得已向老副官借的3万多元，借条于右任仍然保留着。
而铁箱里剩下的，还有一双布鞋，那是夫人高仲林亲手为他缝制的，他一直没舍得穿。
家人们也根据于右任留下的遗物，猜测出三个手指头背后传递的信息。
于老可能想说，如果有机会，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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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