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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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军衔制，是军史爱好者永恒的热门话题。直到今日，某人该授何衔的话题仍充斥于网络，其中以臆测成分居多。
一、1952年干部评级与1955年授衔的关系
相当一部分爱好者对1955年授衔情况津津乐道、耳熟能详，但并不很清楚1955年授衔基本原则依据。所以经常有某人是否低授、某人是否高授的评判，有的多少有理，有些则谬之远矣。这主要是他们不了解1955年授衔基本以1952年干部评级为依据的缘故。
（一）1952年干部评级
1950年11月全军第一次干部大会决定：我军干部先评定排连营团等军队级别。1951年2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全军所有干部评定个人级别，并为今后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主要评级依据是“德、才、资”。1952年3月确定军队干部级别分9等21级：
一等：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级
二等：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军委委员级
三等：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
四等：正军级，副军级，准军级
五等：正师级，副师级，准师级
六等：正团级，副团级，准团级
七等：正营级，副营级
八等：正连级，副连级
九等：正排级，副排级
职务与评级标准：
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干部部长：
一般应在正副准兵团级内确定，个别资深的副司令员、副政委得评为军委委员级。
大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副部长、干部部副部长：
一般应在正军级至准兵团级范围内确定，个别不适应者应酌情降低。
兵团及相当于兵团之二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一般应评为正兵团级，个别不适应者应酌情降低。
兵团及相当于兵团之二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一般应评为副兵团级，个别不适应者应酌情降低。
兵团及相当于兵团之二级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干部部长：
一般应评为正军级至准兵团级，个别不适应者应酌情降低。
兵团及相当于兵团之二级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副部长、干部部副部长：
一般应评在准军至正军级范围内评定，个别不适应者应酌情降低。
军、师、团三级干部：
各按正、副、准三级评定，各级正副参谋长、政治部正副主任一般应评为准级；副职干部一般应评为副级；正职干部一般应评为正级。但因其德才条件不同，亦可按现职高评或低评一级。
营、连、排三级干部：
各按正、副两级评定，但因其德才条件不同，可酌情按现职评高或评低一级。
（二）当时高级将领评级情况如下（仅列举1955年9月27日授衔者）
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级（3人）：
朱德（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彭德怀（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7人）：
刘伯承（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贺龙（西南军区司令员）
陈毅（华东军区司令员）
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兼中南军区第一政委）
徐向前（总参谋长）
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
叶剑英（中南军区代司令员）。
军委委员级（8人）：
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据说因资深高评为大军区司令员级，待考证）、罗瑞卿
正兵团级（36人）：
王树声、许光达、萧克、张宗逊、王震、许世友、邓华、杨成武、傅钟、萧华、甘泗淇、宋任穷、赖传珠、王宏坤、苏振华、刘亚楼、陈锡联、陈士榘、宋时轮、叶飞、杨得志、黄永胜、谢富治、杨勇、李达、周士第、韦国清、朱良才、王新亭、周桓、李志民、赵尔陆、董其武、陶峙岳、陈明仁、徐立清
副兵团级（42人）：
李克农、彭绍辉、张爱萍、韩先楚、李涛、傅秋涛、王平、吕正操、洪学智、郭天民、周纯全、杨至成、陈再道、陈奇涵、刘震、陈伯钧、钟期光、唐亮、李天佑、萧向荣、张经武、张震、刘志坚、阎揆要、钟赤兵、唐天际、谭希林、莫文骅、刘道生、陶勇、吴法宪、成钧、程世才、李天焕、廖汉生、郭化若、唐延杰、张南生、杜义德、王必成、王近山、贺晋年
准兵团级（57人）：
贺炳炎、万毅、王诤、孙毅、朱明、王宗槐、蔡顺礼、邱会作、张令彬、饶正锡、倪志亮、梁必业、李作鹏、赵启民、方强、罗舜初、王秉璋、罗元发、聂凤智、曹里怀、周赤萍、邱创成、匡裕民、向仲华、谭家述、李寿轩、崔田民、欧阳毅、冼恒汉、王恩茂、张国华、萧望东、丁秋生、赖毅、邝任农、林维先、周贯五、刘先胜、刘培善、彭嘉庆、黄火星、刘兴元、文年生、詹才芳、梁兴初、吴克华、毕占云、陈正湘、彭明治、姚喆、杜平、甘渭汉、曾思玉、郑维山、袁也烈、解方、段苏权
另有正军级203名，副军级215名，准军级345名，正师级446名。
二、1955年评衔
（一）评衔标准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应以干部1952年评定级别为主要依据，并参照编制军衔的规定，进行全面衡量。规定：
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
副、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
正、副、准军级，多数可评为少将；
正师级，多数可评为大校；
副师、准师级，多数可评为上校；
正团级，多数可评为中校；
副团、准团级，多数可评为少校；
正营、副营级，多数可评为大尉；
正连级，多数可评为上尉；
副连级，多数可评为中尉；
正排级，多数可评为少尉；
副排级，担任军官职务的可评为少尉，担任军士职务的可评为准尉。
另根据苏联军事顾问意见：
首次授衔应压低一、两级，为以后晋升留余地，不过谁也没想到将官居然10年不晋升。
（二）干扰因素
从后来实际授衔结果来看，90%以上的高级干部是按照本人1952年评定的军队级别并参照编制军衔规定执行的。出现例外不外乎是以下几种情况：
1、将官名额限制
1955年授衔时将帅名额是有限制的，从后来结果看，1955年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高级将领合计250名；少将800名（其中1955年9月27日授798名，年底授2名）。所以并不是所有够级别的人都能获得同级主要编制军衔，总会有人作出牺牲。
2、山头派系平衡
典型的如王树声、许光达，级别正兵团，按资历、战功应该授上将，因为照顾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两个大“山头”被授予大将军衔。
3、个人条件及其它因素
同级别干部，因个人“德、才、资”及其它原因，高评或低评一级军衔都属正常。如贺晋年、段苏权等在授衔时因受一些问题牵连导致低授。
（三）评衔结果
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级和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全部被授予元帅军衔；军委委员级全部被授予大将军衔。
36名正兵团级干部中，王树声、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徐立清被授予中将军衔，其余33人都被授予上将军衔。
42名副兵团级干部中，李克农、彭绍辉、张爱萍、韩先楚、李涛、傅秋涛、王平、吕正操、洪学智、郭天民、周纯全、杨至成、陈再道、陈奇涵、刘震、陈伯钧、钟期光、唐亮、李天佑等19人被授予上将军衔；萧向荣、张经武、张震、刘志坚、阎揆要、钟赤兵、唐天际、谭希林、莫文骅、刘道生、陶勇、吴法宪、成钧、程世才、李天焕、廖汉生、郭化若、唐延杰、张南生、杜义德、王必成、王近山等22人被授予中将军衔；贺晋年1人被授予少将军衔。
57名准兵团级干部中，贺炳炎1人被授予上将军衔；万毅、王诤、孙毅、朱明、王宗槐、蔡顺礼、邱会作、张令彬、饶正锡、倪志亮、梁必业、李作鹏、赵启民、方强、罗舜初、王秉璋、罗元发、聂凤智、曹里怀、周赤萍、邱创成、匡裕民、向仲华、谭家述、李寿轩、崔田民、欧阳毅、冼恒汉、王恩茂、张国华、萧望东、丁秋生、赖毅、邝任农、林维先、周贯五、刘先胜、刘培善、彭嘉庆、黄火星、刘兴元、文年生、詹才芳、梁兴初、吴克华、毕占云、陈正湘、彭明治、姚喆、杜平、甘渭汉、曾思玉、郑维山等53人被授予中将军衔；袁也烈、解方、段苏权等3人被授予少将军衔。
203名正军级干部中，王尚荣、苏静、刘少文、刘西元、孔石泉、袁子钦、傅连暲、韩振纪、李耀、邓逸凡、汤平、余秋里、陈庆先、刘忠、孙继先、张藩、徐斌洲、韦杰、滕海清、庄田、刘浩天、杨秀山、周希汉、顿星云、周仁杰、康志强、方正平、饶守坤、王辉球、常乾坤、曾国华、朱辉照、余立金、吴富善、黄志勇、胡奇才、周彪、彭林、刘昌毅、韩练成、张贤约、郭鹏、刘金轩、张达志、钟汉华、秦基伟、孔从洲、范朝利、谭冠三、李成芳、陈康、张才千、张翼翔、覃健、鲍先志、皮定均、周志坚、张祖谅、廖容标、刘飞、梁从学、钱钧、张仁初、饶子健、陈仁麒、杨国夫、晏福生、吴瑞林、杨梅生、田维扬、欧阳文、张池明、刘转连、孔庆德、谭甫仁、何德全、徐深吉、韩伟、袁升平、王道邦、王紫峰、赵镕、萧新槐、吴信泉、周玉成、曾泽生、温玉成、曾绍山、陈先瑞、旷伏兆、李雪三、谢有法、张天云、卢胜、黄新廷、吴先恩等96人被授予中将军衔，其余107人被授予少将军衔。
副军级干部215名、准军级345名全部被授予少将军衔。
446名正师级干部中有125名被授予少将军衔，其余绝大部分被授予大校军衔，后来大多晋升少将。
另外，王建安、李聚奎２位正兵团级干部，分别在1956年和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乌兰夫、阎红彦２位上将按地方行政级别套级，相当于正兵团级。准兵团级干部聂鹤亭1956年补授中将。阿沛·阿旺晋美、朵噶·彭措饶杰、赛福鼎·艾则孜三人因在地方上有行政职务，所以均套用地方行政级别，如果套用军队级别，相当于正军级。
（四） 统计数据（限1955年9月27日授衔者）
被授予大将军衔的10人中，军委委员级8人，正兵团级2人。
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5人中，正兵团级33人，副兵团级19人，准兵团级1人，无军队级别2人。
被授予中将军衔的175人中，正兵团级1人，副兵团级22人，准兵团级53人，正军级96人，无军队级别3人。
被授予少将军衔的798人中，副兵团级1人，准兵团级3人，正军级107人，副军级215人，准军级345人，正师级125名，无军队级别2人。
三、小结
本计划对1955年授予中将及以上军衔的正、副、准兵团级及被授予中将军衔的正军级干部主要经历、三个历史时期代表性任职、1952年定级时任职及1955年授衔情况作一一分析简评，后发现工作量太大，仅就一些典型个案作简要分析。
（一）军衔相对高授者
1、王树声：1905年生，1926年入党，1927年参加领导黄麻起义。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太行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军区司令员。1952年任湖北军区司令员，1955年任总军械部长，授大将军衔。后两个历史时期职务一般，正常情况应授上将，但凭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资历，考虑平衡因素，授大将也说得过去。
2、许光达：1908年生，1925年入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红三军师长，八路军120师独立二旅旅长，一野第二兵团司令员。1952年任装甲兵司令员，定正兵团级，1955年授大将。资历、战功即使在上将中也不算出众，还去苏联呆了几年，若不是考虑山头平衡关系，应该是上将。二方面军的山头背景对许光达成为大将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到了“文革”却又成了他被迫害致死的最主要原因。
3、贺炳炎：1913年生，1929年入伍并入党。代表性任职红二方面军师长，八路军江汉军区司令员，一野一军军长。1952年任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定准兵团级，1954年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成为唯一一名准兵团级上将。贺炳炎是一员虎将，战功彪炳，只是解放战争时期职务稍低，否则不会只定准兵团级。以前也有网友戏言彭帅不会做人，本来一野架子就小，成立两个兵团却不安排几个副司令员，一兵团还是王震兼政委，搞得象彭绍辉这样的老资格都只当军长。贺炳炎能授上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贺龙的红三军嫡系中没有合适的上将人选，本来副兵团级的廖汉生更有希望，但他一来是政治干部，二来是贺龙的外甥女婿，反复权衡之下，还是贺炳炎胜出。
（二）军衔相对低授者
1、徐立清：1910年生，1929年入伍，次年转党。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陕甘宁留守兵团新四旅政委，一野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一兵团政委。1952年任总干部部副部长，定正兵团级，1955年授中将军衔。如果仅就级别论，他和贺炳炎的军衔应该调个个才合理。徐立清坚辞上将，确实显示了高风亮节。
2、贺晋年：1910年生，1928年入党，1930年入伍。红二十七军军长（政委王平），八路军陕甘宁留守兵团警三旅旅长，四野十五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兼四十八军军长。1950年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2年定副兵团级。由于受高岗牵连，1955年仅授少将。1957年任装甲兵副司令员。贺晋年应该是最倒霉的一位开国将军了，本来论战功、资历、级别，授上将都不会有争议。同时另外一个人“捡了便宜”，连军队级别都没有的阎红彦临时被拉出来作为陕北红军代表授上将，并被紧急任命为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贺将军的军衔是他一生永远的痛，上层对此了然于心，在他去世后的讣告中压根没提“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话。
3、袁也烈：1899年生，1925年入党。资历极老，早年就和聂荣臻、叶剑英等一同担任黄埔军校教官，南昌起义时任团参谋长，后参加百色起义任红七军22师59团团长。抗战时期任渤海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许世友、政委康生），1952年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定准兵团级，但很快就降任海军副参谋长，1955年授少将。袁也烈主要是因为有一段脱队经历，影响了个人发展和授衔，后来的降职也是个迷。
4、解方：1908年生，1936年入党。早年参加东北军，官至少将师参谋长。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120师358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最高任职为四野十二兵团参谋长，后与兵团第二副司令韩先楚一起到40军分兼正副军长。1950参加抗美援朝，由十三兵团参谋长直接擢升为志愿军参谋长，1952年定准兵团级。1955年授少将偏低，可能主要原因是缺乏土地革命时期资历，另外东北军出身的中将已经有万毅作代表了。
5、段苏权：1916年生，1930年人团并转党，1932年入伍。红军黔东独立师政委，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分区政委，东北野战军八纵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参谋长。1950年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1952年定准兵团级，1955年授少将。主要原因是黔东独立师被打散后脱队的历史问题影响。权延赤说他该授上将是胡扯，且不说资历与战功，就是级别也不足以授上将，授中将比较合适。
总而言之，个人认为：当时正兵团级干部授上将，副兵团级干部授上将或中将，准兵团职务干部授中将，正军职干部授中将或少将均属正常范围，搞不懂为什么有那么多将军被“热心”的网民判定为“本该授……将”
如陈康，正军级，战功突出，授中将本来很恰当，有人硬说他该授上将。可是仔细看看，有哪一个正军级干部授了上将？
又如张震，副兵团级，战功、红军时期资历略不足，授中将属正常，不能光看到“三野参谋长”一个职务就叫嚷授低了。希望我们高层次的军史爱好者在遇到这种问题时全面思考，综合衡量，应该不难得出合理的结论。
四、人物评说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朱德位居第一，无需讨论和争论，彭德怀第二，亦无话说，林彪位于第三，除了军事业绩把他推上此位，别的无可解释。
论资格，他仅仅是黄埔第四期学生，聂荣臻、叶剑英是他的老师，徐向前属黄埔一期是他的学长；南昌起义时林彪是排长，而刘伯承、贺龙分别是参谋团团长和军长、起义总指挥，陈毅在南昌起义部队和红四军中则当过林彪的直接上级；林也就比罗荣桓的资历强点。
然而，林彪把他的教官、上级通通越了过去，凭什么？只有凭硬碰硬的战功，单凭毛泽东欣赏他是绝对不行的，要知道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成神，也不那么一言堂，此外也得全军上下心服才行。
不知各位弟兄听到过没有，我是从未听说有人对林彪的元帅排名位置公开表示过不满或疑问（私下里的不服气和争论大概是免不了的），另外四野的战绩也为全军所称道，尽管有时还有些不大不小的争论。刘伯承元帅排名元帅第四位，同样是由于赫赫战功，但刘帅没有说过一句对林彪有意见的话，而且还称赞过四野的好几个战例，如丁盛率四野8纵135师对白崇禧集团作战时的的“腰斩七军”。
要知道授衔名单中的排名位置可是不那么简单地一排了之，更没有象后来“按姓氏笔画为序”。关于授衔的事我多说几句，与主题无关。
10员大将排名顺序是：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
粟裕排名第一，也靠的是响当当的战功，如果比资历和红军时期的职务，粟裕逊于多数大将，但大家同样对第一大将心服口服。军中一直有传言，网上也时有帖子，说粟裕争当元帅，或对粟裕没当上元帅表示惋惜。粟裕的战功是不争的事实，可与林刘比肩，远大于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诸帅，更不必说叶剑英罗荣桓，但粟裕的资历确实还够不上评元帅，如果他的战功超过林彪，也许有可能。
此外以我通过三野老人们对粟裕大将为人的了解，他不大可能去争元帅位置。历史上他两次让出正职甘居副职，并不以职务地位为重；尤其后一次，如果他不让，官拜华东野战军司令，授衔时评元帅倒真的有可能，军委不会让一个大野战军不出元帅。
粟裕1951年1月即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其时聂荣臻任代总长，副总参谋长只有这一位，不象后来那么一大堆，可见对军委他军事才能的器重。其后军委于1952年11月任命黄克诚和张宗逊、1953年2月任命李克农为副总长。
1954年10月粟裕出任总参谋长，副总长多达11位：黄克诚、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
粟裕乃一“全心全意”式的纯军人，丝毫不想粘政治的边，出任总参谋长的四年时间里，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所作所为半点也不“政治”，为人又坚持原则，在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毫不退让据理力争。
粟裕与彭德怀许多事上观点不同，关系恶劣，毛泽东对他也产生了看法，终于于1958年5至6月遭到彭德怀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的斗争，同年10月被免职。
粟裕挨整表面原因有若干，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必须“毛指挥枪”，任何潜在的可能对这一铁的原则有影响的人和事都必须予以铲除，即使是粟裕这样主观上绝对不会这样想的人在其指导思想和拟议的规章制度“削弱”党的领导时也得戴上“极端个人主义”、“向党伸手”的帽子；粟裕与彭关系不好、观点不同只是表面原因罢了，彭也只不过做了毛的工具。一年后彭德怀挨整下台，核心原因是相同的，诱因不同而已。
以粟裕那样的为人，毛泽东要命也不会相信粟裕会有威胁他的动机、能力和胆量，但一旦该人要建立的制度有可能影响其集权，无论此种可能性多么潜在或微小，毛都会将其尽早彻底消除。在这一点上毛的敏感和远见无人能及，堪称大家圣手。
比如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提出要当总书记，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觉得没什么，就让他当好了，中央的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也都不反对，唯有毛泽东断然说不行，宁可交出红军总政委职务，也不能交总书记。回话给张国焘，张也就没坚持原议而当了红军总政委。
从这里可以看出众人即使是心怀异志的张国焘都不及毛的深谋远虑，如果张国焘拿到了总书记的名义，那么后来开会“另立伪中央”就不是“另立”而是中央合法的人事变动，新中央自然也不“伪”。真是这样，张国焘“此间用中央、中革军委名义”，原中央毛、周、张、博“用西北局、西北军事委员会名义”，历史就会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了。
毛的政治家敏感性和对策、应变能力就是比别人棋高一着，学是学不来的。
“天生大任于斯人”的政治家都是如此，如汉高祖刘邦，在战败逃入韩信大军驻扎的广武城时，根本不去韩信军中，先找个小旅馆住下，睡了一夜，第二天在一大早来到韩信驻地，以汉王名义直入中军，先取了韩信的将军印信，然后才把韩信从床上叫起来，二人商量事情。
刘邦这么做的理由是：如果战败时，孤身一人（还有几个随从）去到韩信军中，韩信如有异心，一夜的时间，足够酿成阴谋，下定决心，而自己无丝毫还手之力。先不让韩信知道自己来了，待他知道时，不仅汉王人已到，将军印都已在汉王手中，想要如何，时间、兵力、形势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也就无从谈起了。
看看一流的政治家，滴水不漏，潜在的危险事件被他“扼杀”得半点发生的可能性都没有！不过，活得也够累的。也许对政治家来说，这不是累，而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话回头说粟裕。粟裕下台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等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粟裕在历史上基本与彭无关，而且是被彭德怀搞下台的，批彭可谓一身清爽，公私两利，但他没有因为挨彭德怀整而多说一句！有人劝粟裕把受彭整一事提出来，粟裕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了。”他终其生都是“军事粟裕”，从未做过“政治粟裕”。
其他大将各有千秋，本文无力涉及，奇怪的是大将中除了粟裕，真正的名将、战将很少，徐海东曾是一员，但因病退出战场太早，陈赓也算一员，他经历不凡，多才多艺，别的方面也很出色，给人有点博而不专的感觉，军事能力在他身上不是绝对强项，但由他主持军事科研、教育如任哈军工院长则如飞龙在天，是不作第二人想的上佳人选。其余黄克诚半军半政，谭政和罗瑞卿本就不是军事干部，张云逸、王树声、萧劲光、许光达虽主要做军事工作，但每人都没有什么拿得出的傲人战绩，还不如若干上将。
值得补充几句的是当时曾拟议授傅作义大将军衔，但因为如果这样，其他几位比傅作义原地位资历更高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如程潜、龙云等人无法安排，来自我军将领方面的意见也太大，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听说（只是听说）后来还是暗中给了傅作义大将。
消息来源是1969年在嫩江抗洪时，听参见指导抗洪的水利电力部一个人和黑龙江省军区一个干部说的：1963年黑龙江发大水威胁哈尔滨，水电部长傅作义亲临哈尔滨抗洪现场视察，当时洪峰太猛，黑龙江省军区部队负责的一段大堤吃不住劲了（部队绝对是在最危险的位置上，那是一种信任和光荣），部队拼命堵也岌岌可危，在场的黑龙江省军区某副司令员看那么多战士可能会牺牲，要下令撤退，傅作义发话不能撤，不然哈尔滨就全完了。某副司令员吼道：“你管不着我们军队！撤！”傅作义大吼：“我是大将！当然管得着你！你敢撤我马上毙了你！”随即傅急电告总理，总理回话同意傅的意见，并授予傅临机处置全权。最终部队没有撤，堤没有垮，哈尔滨也保住了。事后据说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大大赞扬了傅作义，说傅部长这样做非常正确，真正是对人民负责，不考虑个人（指他国民党出身而敢于管共产党的军队干部），不然国家人民损失就太大了等等。此事听起来有演义成分，但是出自两位“当事人”之口，姑且记之存疑。
上将共57员，1955年授衔55人，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一人。前10名上将名次排列是：萧克、李达、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
萧克名列第一，这已经够委屈他的了。萧克是井冈山红四军的老人，当大将资格绝对够，只因当年支持张国焘站错了队，尽管资历仅略低于张云逸而不逊于其他诸位大将，并在红军时期（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日战争（120师副师长）和解放战争中（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四野参谋长、第一参谋长）的职务高于任何一员大将，仅解放战争期间职务低于粟裕，还是没能侧身大将之列，屈居上将，但名列榜首。
上将最后10名是陈明仁、贺炳炎、阎红彦、谢富治、陶峙岳、乌兰夫、周桓、杨勇、李志民、赵尔陆。1956年补授王建安、1958年补授李聚奎上将军衔，未排名。如果重新排名，王建安不知会排在什么位置，但李聚奎即使进不了前5名，也会在前10名之内。
李聚奎的资格甚老，而且上上下下人缘甚好，若干员上将如杨得志等人曾是他的部下，见了他毕恭毕敬。1958年他从石油工业部回军队，军委和总政觉他的军衔如何授可是件不太好办的事：授上将吧，他的资历比绝大多数上将都老，授大将吧，元帅大将授衔时有定数，岂可轻易增加；最后内定授上将，又怕李不满意，于是总政派人先与李协商这件事，未及开口，李单刀直入：“我的军衔，就低不就高，上将就可以了！”于是皆大欢喜。
获中将军衔者175人，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排在首位，这是因为原拟授他上将，但后来上将名额减少，他主动提出自己授中将，说自己做评军衔的工作，理应带头做榜样，最后把他放在中将第一位。中将前10名是徐立清、肖向荣、张经武、张震、刘志坚、阎揆要、钟赤兵、唐天际、谭希林、莫文骅，压尾的10名是陈先瑞、旷伏兆、李雪三、谢有法、张天云、卢胜、黄新廷、吴先恩、阿沛·阿旺晋美、朵噶·饶错彭杰。
1956年补授聂鹤亭中将军衔，1958年补授贺诚中将军衔，中将总数达177名。聂鹤亭是军史上一位蒙着面纱的神秘人物，参加南昌起义时是主力营长，其资格堪与大将们比肩，抗日战争时还身在中军帐，后又任过四野第一副参谋长。但长期不得志，鲜有人知其所终。有谁知道为什么55年没给他授衔而56年补授？为什么只授中将？只知道他对自己仅获中将衔极不满意，受到中央严厉申斥。
贺诚是我军卫生工作的鼻祖，建国后调地方工作，出任第二任卫生部部长，由于中医政策问题（他非常看不上中医，多方限制）犯了错误，毛泽东也发话批评了他。58年调回军队，补授中将军衔。中将是卫生工作人员能得到的最高军衔了，傅连暲也是中将。
1955年获得少将军衔者共802人，前10名是解方、陈沂、童陆生、詹化雨、刘其人、张瑞、彭富九、李信、曹广化、魏传统，最后10名是游好扬、赖光勋、李木生、徐其海、黎光、贺吉祥、张步峰、樊学文、汪易、李布德。
少将中解方是第一名，对于解方的资历和战功，尤其是作为志愿军参谋长表现出的能力和起的作用，少将是授低了，作为某种补偿，他成了少将中的“状元”。在少将中，他的军事能力当之无愧地名列前茅。
另外，少数将领觉得自己的军衔评低了，发牢骚、摆资格、拒绝穿新军装，甚至闹情绪，哭鼻子。毛泽东听说后，风趣地批评说，这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绝大多数的将领都服从上级对自己军衔的评定，服从上级的安排。
据说，军委总干部部本来给皮定均将军（时任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拟定的军衔为少将，授衔名单报到毛主席那里，毛泽东提笔写下：“皮有功，少晋中”，于是，皮定均的军衔由少将变成了中将。
在《百战将星—韩先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则记录一个故事：“55年下半年实行军衔制时，组织上从韩先楚的职务和资历考虑，以评中将军衔上报，毛主席审阅时批示：‘韩有功，中晋上’”，所以韩先楚挂上了上将军衔。
也有不少将领，在得知自己即将被授予的军衔时，主动向组织上请求“让衔”，上演了诸多佳话。
时任装甲兵司令员的许光达将军，得知自己即将被授予“大将”军衔时，主动给毛主席写了一份信，希望将自己的军衔降为上将。
他写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愧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许光达在心中自陈，自己虽然于1925年参加革命，但“战绩平平”，而且1932-1937年间，自己在苏联养伤，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在后方工作。许光达谦虚地说，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其他大将比，和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
在写这封信之前，许光达已经主动向贺龙同志提出“降衔”，通过这封信，他再次希望“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这封申请书转到了毛泽东同志手中，毛主席非常感动，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1955年授衔前夕，在大连养病的徐海东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非常不安。正巧周总理来到大连视察，并探望他，徐海东当面表示：“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大将军衔，我受之有愧啊！”总理非常感动，紧紧拉着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授予你大将，是根据你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决定的，不高也不低！”
时任训练总监部外训部副部长的孙毅将军，红军时期就当过军团参谋长，很多和他资历差不多的同志被授予上将军衔，他的军衔却是中将。有人替他惋惜，他却说：“共产党员应该淡泊名利，要与别人比工作贡献，不与别人比职衔高低！”其实在授衔之前，孙毅将军就主动给上级写信，表示：“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授衔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
红军时期当过师长的白志文将军被评为少将，有人劝他去争一下，他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很多人连命都没了，我们活下来的，评一个少将应该知足了。想想邓萍同志，知足吧！”邓萍，红三军团参谋长，牺牲时不足三十岁。
上将中的三名起义将领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在国民革命军中都是中将。董其武、陈明仁将军知道自己被授予上将时，也主动请求不要授予这么高的军衔。
（责任编辑：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