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百年潮
本网讯：李大钊同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我的父母和家人，很少谈起爷爷，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在爷爷牺牲时还小，只有我大伯和大姑对爷爷有完整的记忆。二是他们工作都很忙，很少交流。还有一个原因我想是因为爷爷不仅是我们的家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家人用比较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我们这些小孩子也知道爷爷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但在外边也不说。在李大钊烈士陵园建成后，每到清明节全家族都要去扫墓，那是难得的聚会，在那个场合下才多少会谈起爷爷的事迹。
李大钊
第一次让我觉得自己是烈士后代，是从唐山到了北京，那是1960年，我上小学二年级，班里只有五个人加入了少先队，我是其中之一，因为老师说我是李大钊烈士的后人。那时比较重视革命传统教育，老师每年都带着我们去万安公墓为李大钊烈士扫墓。那个时候的我对爷爷的了解，一个是通过姑姑李星华1943年在延安解放区发表的散文《十六年前的回忆》，文章后来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我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带着同学们为李大钊烈士扫墓，都要选这篇课文中的一段，进行集体诵读。另一个就是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光辉的五四》这本书里对爷爷事迹的介绍。
对于爷爷事迹的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比较重视。1979年10月29日，首都举行了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90周年大会。中国革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筹备处联合在陶然亭慈悲庵举办了《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展览》。
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陵园落成后为爷爷进行了移灵。1927年4月28日，爷爷就义后，由于家中只剩一元生活费和白色恐怖严重，灵柩未能安葬，一直存放在宣武门下斜街浙寺里。在我奶奶的呼吁下，直到1933年4月23日，由北大教授等人士捐助、中共地下组织出面，为爷爷举行了公葬。我父亲那时十岁，他在现场亲历了这一幕。傍晚，送殡的队伍到达香山万安公墓的时候，有一辆骡车在后面跟随。车上放着一块党组织给爷爷制作的墓碑，碑头刻有红五角星，五角星中央刻有党徽。碑的正面刻有“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背面有碑文。
那时环境险恶，在安葬时，国民党不让立碑，刘半农写的碑文也没有刻出来。北大的老师说历史上有“六朝墓志”的做法，建议先把它埋起来，什么时候能立了再立起来，这样就把这块珍贵的石碑埋在了地下。
1983年移陵，为了寻找这块墓碑，费了很大劲。头一次起灵，没有找到（石碑），别人问我父亲是不是记错了。我父亲很肯定地说石碑埋下去了，要么是让人挖走了，要么就是还没有找到。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冠飞说再往外围找找，又多挖了几圈才找到。
起灵的时候，我看到爷爷的棺材一点没有损坏。有关史料说，当年德昌杠房的掌柜伊少山钦佩爷爷的人格，不仅标价260块大洋的柏木棺材只索银140元，而且请师傅用上好黑生大漆里里外外给棺木上了五道漆。所以，棺木埋在地下50年依然完好。请来的老杠房师傅们用传统方式给棺木扎上鲜艳的红绳子，然后扛到新墓地下葬。
邓小平同志为墓碑题了词，胡耀邦同志出席了陵园的落成仪式，彭真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那一刻，作为后人，我的心情难以平静。腥风血雨的年代，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高唱《国际歌》，让爷爷入土为安。到1983年时，爷爷他们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党，领导着人口最多的国家！半个世纪风雨征程，五十年间沧海桑田！
1983年10月，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仪式在北京举行
2009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举办了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李大钊同志的道德和操守非常崇高。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他作风质朴，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他坚持真理，待人宽厚，团结同志，正如后人所赞誉的，‘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他一生俭朴清廉，淡泊名利。……李大钊同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原文刊载于《百年潮》2019年第10期；口述者李建生：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化工流通协会副会长；整理者孙良菊 鲁杨：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
（责任编辑：张姣姣）
